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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久没有见到亲爱的姑娘，
还有熟悉的道路，
向杯中倒入一百克伏特加，
然后继续战斗。
——弗拉基米尔·德霍维奇内，《士兵的圆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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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8000年前，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先民便用发酵的大麦制作饮料。当然，早期酒类度数很低，杂质太多，与今天不可相提并论，但人们对它的热爱却始终没有衰减。如今，它已根植于社会，甚至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名片，正如黑啤对于德国人，香槟对于法国人，清酒对于日本人。而俄国人则说，他们和酒是一体的。
在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俄国人与酒的联系更紧密。他们虔信上帝，但在喝醉之后，就会宣称世界是由酒组成的。俄国最出名的酒是伏特加，在它的指引下，农奴在沼泽地建起圣彼得堡，哥萨克征服了远东，托尔斯泰创作出《战争与和平》，即使在禁欲的苏联，酒精的影响仍然广泛，很多人甚至断言，充足的伏特加配给，充当了红军席卷东欧的力量源泉。
■俄国超市中琳琅满目的伏特加柜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由谷物或马铃薯蒸馏而成的“伏特加”都是其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战场上，苏军的英勇人所共知，人们通常将其原因归结为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侵略者的憎恨，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如果没有高尚的信念，就不可能有超乎常人的坚韧。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要让士兵面不改色地迎接枪林弹雨，就必须麻木他们的神经，而酒的作用正在于此。
没有巧克力，好在还有酒
苏军在战争中消耗的酒类超过了2.5亿升，这一天文数字完全源于对历史的传承。俄军从17世纪便开始配发伏特加，直到20世纪20年代，酗酒才被视为恶习。和平时期，酒精管制可以通过军纪维持，军营生活也比较轻松，所以军队对酒并没有迫切的需要，但随着红色政权卷入战争，即使是最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也被迫向传统屈服。1939年，苏军进攻芬兰，气温降到零下40度，后勤部门无法提供高热量食品（如巧克力），最后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酒。
■苏芬战争期间，在堑壕中待命的苏联士兵，一般认为，前线的严酷环境，催生了为前线士兵配发伏特加的命令。当时一份命令写道：“每名士兵每天配发100克伏特加，坦克兵加倍，但禁止在战前过量饮用。”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德军入侵后，斯大林决定将制度向全军推广。在当时，此举的考虑可谓非常现实：酒精可以引起兴奋，从而赋予士兵超常的忍耐力，带来的神经麻痹也可以帮助新兵克服恐惧。另外，在恶劣环境中，酒还可以作为水的替代品，其中含有的酒精可以将一部分致病的微生物和细菌清除。这些“特别给养”通常由专列运送，并在军、师级仓库统一分配，并在后方将装瓶送往部队。值得一提的是，酒瓶本身也是一种武器，它们制作的燃烧瓶可以对付坦克。
从此，酒便成了苏军形影不离的一部分。在基辅，西南方面军被包围，数以万计的士兵在喝光了伏特加后，手挽着手，高唱着军歌试图冲破德军封锁线；莫斯科城下，狙击手在雪地中潜行，他们对寒冷的感觉因为酒精而麻木；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市在爆炸中颤抖，水兵、工人和市民坚守到1942年7月，为表彰他们的英勇，斯大林特意命令用军舰运送伏特加；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如火如荼，士兵们跑到医务站搜罗酒精，否则没人能挺过连续作战带来的神经衰弱。甚至在大后方的动员和备战中，酒精都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当时，苏军新兵的训练周期一度由3个月压缩到6周，每天100克的酒精正是他们熬过高强度训练的物质支柱。
■1942年，战地记者尼古拉·罕多金（Nikolai Khandogin）拍摄的一张照片：一位肩挎冲锋枪的苏军士官正在领取100克的酒精配给。“100克”的副作用
当然，这宝贵的“100克”也带来了副作用，与酒有关的渎职和贪污不胜枚举。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第39集团军司令员阿列克谢·济金（Alexei Zygin）挥霍无度，光伏特加就领走310升。”为体现“英雄气概”，有些指挥官喜欢酒后指挥战斗，其后果通常以灾难告终。格奥尔基·叶斯特比涅茨基（Gregory Yastrebinetsky）回忆道：“那是在列宁格勒，烂醉如泥的营长突然命令进攻。我表示反对，因为根本看不见目标，但他却大吼大叫：‘不管这个！’冲出100米之后，德军突然开火，一挺机枪将部队彻底压制，营长头部中弹，我被一发达姆弹击中大腿……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损失了60位战士。”
■阿列克谢·济金（1896-1943），生于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地区，一战期间作为连长服役于高加索前线，1917年参加革命，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历任步兵团团长、筑垒地域司令员和第174步兵师师长等职务。1941年冬先后率领第186和第158步兵师参与了莫斯科城下的反攻。1942年夏季，其晋升为第39集团军司令员，期间因为作风问题遭到了朱可夫的批评。1943年，季金成为第4近卫集团军司令，并于第聂伯河战役期间，因座车误入雷区而身亡——也正是因此，朱可夫得以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姓名和错误。上述事件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1943年4月底，斯大林被迫签署了《伏特加的发放方法》文件，其中规定“自5月3日起，停止每天大规模供应伏特加，只向参加进攻的前线官兵发放100克，发放对象由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70%的步兵师都有战地酿酒作坊，而野战厨房的普及率只有30%；营级部队拥有酒窖，一些士兵甚至随身携带酿酒器——当然，它们从不会被写进装备报告。
■在1943年之后，苏军开始稳步收复失地，本海报即创作于这个时期，其中，一名士兵和一位上了年纪的游击队员正在为胜利干杯。1944年后，随着苏军跨出国境，他们享用的酒类清单发生了重大改变。东欧国家普遍种植小麦，这一点极大影响了苏联红军酒类的消费清单。同时一些部队还开始试制苹果酒和玉米酒，至于缴获的威士忌和白兰地则被集中起来，作为指挥部的特别奖励下发给有功者；在此期间，苏联空军也发明了一种叫“液态底盘”的酒精饮料，其做法是用飞机制动液勾兑山莓汁，据说味道相当可口。
■这张照片拍摄于战争中后期，照片中的士兵似乎是在将剩余的酒收集起来，也可能是在进行勾兑。1944-1945年，苏联红军的实力不断增强，酒精消耗也与日俱增，由于最高统帅部在约束风纪上力不从心，零星的酗酒行为有愈发失控之势，由此，导致了许多恶性事件：比如1944-1945年匈牙利战役期间，苏军攻入了布达福克（Budafok），这是一个以葡萄酒闻名的地区，当地居民害怕酗酒士兵的暴行，就把酒桶凿漏了，有些地方，漏到地上的酒有40厘米高。苏军士兵不仅喝酒，还坐在酒里，在里面打滚，甚至趟来趟去，据一名叫拉兹洛·德佐（Laszlo Deseo）的市民回忆说，在一个酒窖，有将近20名苏军在酒里淹死。
■1945年初，在德国境内，一个向苏联士兵分发热食和酒的后勤补给摊位，尽管在过去的战争中，酒精可谓功不可没，但此时，其弊端也逐渐暴露了出来。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城下，伏特加供给紧缺，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喝下了工业酒精（它们之前被德军灌入小瓶，作为汽油的替代品），导致数十名官兵中毒，等待他们的要么是经历三天的折磨痛苦死去，即使是保住性命的，也有极大一部分将终生失明。
1945年1月28日，在波兹南（Poznan）亲自疏导交通的时候，第8近卫机械化军副军长弗拉基米尔·戈雷洛夫（Vladimir Gorelov）发现一些部下正在当众抢劫，于是试图上前阻止，但喝醉的大兵们顾不上这么多，最后竟将他们的长官打死。
■弗拉基米尔·戈雷洛夫（1909-1945）生于伊万诺沃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战争爆发时在第80坦克团担任副团长，后来因为指挥第1近卫坦克旅期间的出色表现而声名鹊起，1944年晋升为少将，在被属下枪杀时只有35岁。在当时，他也曾被认为是苏军中最有前途的装甲部队指挥官之一。酗酒的行为，甚至导致了军事上的溃败。比如在1945年3月8日，在西里西亚的史特里高（Striegau），苏联78近卫步兵师的军官们为“庆祝国际妇女节”，而在晚会上集体喝醉，而当德军第208步兵师发起突袭时，该师各级指挥员并没有采取必要的反应措施，结果德军在几个小时内便突破了前沿阵地、径直冲到了火车站附近，并将一部分部队包围在镇内，虽然受困部队最终冒着大雪突围而出，但苏联人仍然还是丢失了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毁誉参半
但抚慰了一个时代的男人
按照一些老兵们的描述，酗酒虽然在苏联军队中存在，但其是否成为一种普遍的恶习，主要与部队自身的士气、构成和指挥官的素养有关，一般来说，如果指挥官本人就有贪杯的习惯，那么他的部下往往也非常放纵，相反，如果指挥官自身能严于律己，那么，在部队中，他至少会动用强制力量，对部下的行为进行约束。
不过对这些部队主官而言，令问题复杂化的是，理论上，随着战争迈向胜利，士兵的心理压力减轻，对酒精的需求应当下降，但事实恰恰相反。为庆祝胜利，或缓解战前焦虑，士兵们经常饮酒，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消除紧张，并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另外，长期的配给使很多人产生了酒精依赖，这极大加剧了酒精消耗。对这部分人而言，饮酒已不再是一种消遣方式，而是一种病态的习惯。
令情况更加棘手的是，多数酒精依赖者都具有暴力倾向，随着部队踏出国门，道德作为一种约束因素开始消失，此时要抑制复仇的渴望，就需要坚定的意志，但酒精却能麻痹人的中枢神经，削弱自制力。毫不奇怪，在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等被铁蹄践踏过的国家，苏军还是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暴行，其中多数是在饮酒甚至醉酒的情况下实施的。它们虽然不能与纳粹的种族灭绝相提并论，但仍给各国人民带来了伤害，并使“解放者”的名誉永远受损。
在1945年4月、柏林战役发起前，苏军开始有组织地管束部下的酗酒行为，比如说，发动总攻前，考虑到部队将占领德国城市，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就召开了党员会议，会议上，所有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一致宣誓，“应责无旁贷地站出来反对抢掠和酗酒行为”。而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中的反谍报部门组成了专门的巡逻队，以便对各种违纪行为进行纠察和阻止。
■在柏林市中心，苏联坦克兵们分享缴获的德国酒，战争的胜利，实际也丰富了苏军的酒类消费清单。就这样，苏联完成了对第三帝国的致命一击，1945年5月，红旗在柏林上空升起，一场持续4年，投入上千万人的厮杀终于落幕。苏军争相在残垣断壁间合影，用月桂叶装饰T-34坦克，作为胜利者，他们有权支配敌国土地上的一切，其中就包括缴获的美酒。而柏林街头的庆典也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身份纵情狂欢：5月，伏特加供应被正式取消，同时，朱可夫下令将酗酒滋事的士兵绳之以法，进而处以极刑。
■在德国境内的一座城镇内，苏联红军士兵和盟军士兵共享啤酒和伏特加，尽管在几年之后，由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他们将再也没有把酒言欢的机会。曾几何时，战争催生了对酒精的需求，千万吨粮食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东部的容器中发酵，成为苏联红军的有力武器。随着硝烟散去，它们不再被用于杀戮，而是成为工人和农民手中的面包，尽管斯大林的统治仍然严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历史的确是在曲折中前进。
■战争结束后，在纪念仪式上开怀畅饮的苏联老兵们。至于永恒的酒，它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士兵们的人生。胜利节上，昔日的战友举杯畅饮，烽火岁月的经历将成为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也有老兵会借酒浇愁，甚至变得嗜酒成性，最终毁掉他们的后半生。从这个意义上讲，酒精的确是双刃剑。但以今天的视角，我们或许已永远无法做出客观的评判。苏军不是天神下凡，在战场上都曾经产生过犹豫和恐惧，而正是酒精，帮助他们越过了生与死的最后一道门槛。从这种意义上看，酒精并不是一种糟糕的嗜好品，而更像是一种物质安慰和精神武器：是酒精，让他们克服了恐惧，并让他们战斗和犯错——这也是任何男人在喝酒之后天生会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