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从小到大上了许多年的语文课，但很多人却的写作能力一直在原地踏步。不说词句能写得多优美，可连用地道的中文把一件事说清楚都做不到，这是万万不该的。
中文写作要写好，免不得要看一点写作理论，认真考量考量笔下流出的文字。不少人觉得写作要随心而发，不应该去套那些条条框框，可这是误解，理论应让人跳出框框看到更大的世界，而不是关住人思维的牢笼。
要从文字中学写作，还得去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里汲取养分，先撇开中国近现代的文字，而且古文和西方文学最好直接读原文。这不是说中国近现代没有好的文字，而是说作为一个整体，近现代的文字可以看而不能仿。
民国以后，白话文尚未成熟就已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泥淖，而现在的中文又多受劣质译文的影响，使得中文就成了「不干净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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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会写文字，得了解那门文字中的「元典」，中文里就是《古诗源》、《诗经》、《庄子》这些，从中国近代文学的进程也能看出这一点。远离元典的时代，在文字上难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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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鲁迅、胡适等文人都对古文口诛笔伐，但他们能写出那些经典之作，读过的古书贡献绝对不少。但他们写得好，却不易模仿，要是对古文没有足够了解，要想信手拈来写出半文半白的文字，只怕会惹人发笑。而教材里选的像朱自清《匆匆》、《荷塘月色》等文章，也不是民国时期最好的文章。所以民国文章看是能看，但要写成那样又得精读古书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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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建国以后，沈从文等人只得封笔，泡进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的历史堆里。1948年沈从文还在问：「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能否保留一点批评指正的权力呢？」但到了1949年，沈从文就在日记里说「过不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若不封笔，就只能像何其芳那样，前期作品还能看得，建国后的文字就淹没在赞美与高歌中了。这种意识形态对于文字的毒害到如今依旧有着威力，想好好写东西，首先要洗刷的就是万金油般的意识形态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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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文革结束，压抑已久的中国人在文字上立马叛离了主旋律，八十年代凭空冒出了一批诗人，但这种叛逆的文学现象一到了市场经济袭来，立马就沉寂下来了，这些诗人大部分只凭着一腔热情，缺乏元典的底蕴，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没有留下什么真正高水平的文学作品。真正写得好的，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古典和西方文学吸取了足够养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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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受劣质译文的影响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尤其是现在，赶工式的翻译让许多译作不堪入目，许多人说我的文字很像翻译，也是拜这些劣质译文所赐，不过中此毒的可不止我一个，我看到许多有名的作家和学者，都在劣质译文泥足深陷而不自知。
最近读了翻译家余光中的《翻译乃大道》，以及思果的《翻译研究》、《翻译新究》和《译道探微》，真是边读边冒冷汗，感觉自己的马脚已经完全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这几本书从翻译入手，讨论起劣质译文对中文的影响，有不少观点都非常有见地。
当然，语言是要发展的，未成熟的中文白话从西文文法取点有用的东西无可厚非，但大多数人「西而不化」，不仅没有贯通西文，反而连国语也丢掉了。
这些文人或译者要只是写来自娱也就罢了，可他们一个个顶着作家、大师的称号，反过来又误导了下一代操笔杆子的人，照这样下去，干净的中文怕越来越少了。
上次看到邓晓芒说，他母亲小时候没上过学，仅自己用民国的国语课本学习认字，平时写写信、记记日记，前几年出版了一本散文集，竟获得一致好评，说她语言生动隽永。
大概是现在的人读了太多劣质译文，但英文水平又不够，不能觉察自己文字的绕口，连用中国字「我手写我心」也做不到了，反倒是没接触过劣质译文的素朴老人，能写出真正干净的中国文字。
不过也有人即便西化，也能写出好文字，不过这种人基本上都是像林语堂、钱钟书一般中西皆通的人才能做得到的，不然至少要既懂中文，又懂西文，才能随心写各式各样的句法。
说到底还是现在很多译者中文水平不行，也不够有耐心，看着西文怎么来，就径直用西文文法生硬地转成中文，结果既不像西文，也不像中文，后来读译作的人以为这就是原汁原味的中文了，写出来的文字自然毛病多多。
无论是翻译还是写作，余光中和思果都说，你写下来得想想，中国人会这么写么？中国人会这么说么？直到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写的东西才算完。
余光中和思果在书中讨论了多种劣质译文对中文的污染，我就纯做些苦力活，将这些例子整理一下列在下面。
这些例子是想写点中文的人都应该看看的，里面提到的错误之处也尽量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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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时候，这是受 When……的影响，许多译者见到 When ，立马就想到了当，现在这个句型的滥用与译者的不负责脱不了干系。如「当他吃过饭以后，让他来找我玩」，明显不是地道的中文表达，改成「让他吃过饭后来找我玩」，就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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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词滥用，英文 and 有许多用处，许多人就统统译成「和」，就可能出现「我们在教室里写字和看书」这种让人不明所以的句子，其实只要改「和」为逗号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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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地」，英文里有词缀 -ly ，大多数人也只是译成什么什么地，到现在什么慢慢地，悄悄地，甚至于突然地，愤然地，要知道「突然」本来就可以做副词，他突然（地）站起来了，这个「地」是不是多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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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要的「关于」，英文里有 about 和 concerning 等词表示关于，但这个词在中文里大多是没必要的，「这有一个关于李明的消息」，你可以去掉关于，再读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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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句式的滥用，英文有一个 -ed 的后缀便能成被动式，但「他被告知挂科了」，「这地方被称作人间天堂」这种句子，放在中文里是十分别扭的，有的被动句可以直接去掉被，有的就需要改变一下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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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动词名词化，「经过了多年的奋斗」，「作了一次谈话」，「作了大量的工作」，这种把动词当名词的做法如今可是泛滥成灾，但事实上，让动词复为动词，更加简洁，「作了一次谈话」其实就是谈话。这种现象不仅中文里有，英语也有名词滥用的情况，我建议能用动词表达尽量用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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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的的的……，文章里最恼人的是接二连三的「的」字，何其芳有一句「白色的鸭也似有一些烦躁了，有不洁的颜色的都市的河沟里传出它们焦急的叫声」，这么一串的，任谁看都觉得不对，英文里可以随意堆形容词，中文可不行，一句话「的」半天，句子的文气早就泄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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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词和代词的滥用，英文里只要是可数名词，必然要辨出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基本上一句英文少不了 a 这个冠词，译者看到 a 便译成一个，还自以为是直译，但事实上呢？名词的数量大多时候在中文里是多余的。代词英文里也不可少，中文就未必，「一个军人应该忠于他的国家」，地道的中文应改为「军人应忠于国家」。
除了上面举的例子，中文被污染的地方多了去了，但并不是说西化的一定是不好的，如果能西而化之，反而能写出新颖的句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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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用一些文字为例，看看什么是好文字。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有这么一句：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这段文字的意象不错，但用了太多不必要的「的」，立马文气就弱了下来，读起来也不顺畅。
这是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一句：
想着战前小镇里的宁静得单调的、没有柏油的大街，街边的杂货店，杂货店的柜台上排着的玻璃瓶，瓶里的橄榄、冰糖、生姜糖、黏在一起的牛皮糖，站在柜台前，矮小得像从小人国里来的自己，自己抬着的脸，脸上那双贪馋的眼睛望着柜台后的掌柜，一个瓜皮帽上的一粒红绒球，一根旱烟管，一副黄黑的牙，一双混浊的眼睛，望着店外面静得完全睡着了的午后的太阳。
这段话可以说几乎全是西化了的句式，大街——杂货店——玻璃瓶……，每一个词都联系着上下两句，然后继续进入下一个意象，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读起来只觉新颖，而不会有那种西而不化，如一颗苹果核卡在喉咙里的不适之感。所以说，面对西化的句式不要谈虎色变，但能不能用好就看功力了。
总之，无论是读东西还是写东西，要先想想，这里面有没有多余的字词？像无用的「的」、「关于」及「被」，有没有拗口的句式？
当然，还是先读读真正的干净文字吧，尤其是「元典」级别的作品，毕竟能西而化之的人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