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四人帮”的被打倒、审判，已经过去40年了，加上“十年浩劫”，整整半个世纪。对于这一事件，中共中央早已有定论要“彻底否定”。但是，在是否应该“否定”这一结论上，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议论。
就本人而言，并不想做过多的理论探讨，只想结合自身及附中（杭州大学附属中学）文革中的经历，对文革进行一些反思。
“狗崽子”
文革中，有一批年青人被侮辱而称为“狗崽子”。“狗崽子”是指文革中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子女，简称“黑六类”子女。以后刘少奇被打倒，刘的罪名是“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故而“叛徒、特务”子女也是“狗崽子”。和“黑六类”子女相对应的，是“红五类”子女。“红五类”，系指“工、农、兵、革干、军干”。“农”，贫下中农，“革干”，革命干部，“军干”，类推。在这两类子女中，还有中间地带子女，中间地带一般以“职员”称呼。
附中周边高校比较多，文革又针对高校动作比较大，故“狗崽子”比较多。尤其知识分子被打倒，子女就成了“狗崽子”。“狗崽子”由于家学渊源，心气高、成绩好、能力强。然而文革剥夺了“狗崽子”求学高考的权利，又受到打击迫害，其景其情何堪？另有“职员”子女，也被“红五类”子女岐视，而“职员”往往在文革中又转变为“黑六类”。因此，附中“狗崽子”有明里的特点和比较多的人数，区别于一般中学。
“狗崽子”也要“革命”
被打击、岐视、侮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附中的“狗崽子”也要反抗。为团结最大多人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的最高指示下达了：“要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重在政治表现”是“狗崽子”的指路明灯，在政治上紧跟毛主席，积极投入到文革的大风大浪中，就可以挣脱“狗崽子”枷索。有了理论基础，“狗崽子”积极行动起来。于是林林种种以“狗崽子”为核心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芽成长。反对“血统论”是这些组织的核心思想。同时，以“红五类”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组织，在附中仍占据统制地位。1966年12月26日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联总，聚集在联总大旗下的组织有“真如铁”“硬骨头”“反到底”“红色风暴”等以反“血统论”为核心思想的许多小“造反派”组织。联总很睿智，在领导机构“勤务组”中安排了“血统”纯正的工农子女。而以“红五类”子女为主的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以后演变为“杭州大学东方红兵团附中独立纵队”，简称独纵。除此以外，还有“红暴”和被称为“消遥派”的师生。据1968年12月26日联总合影有151人。但当时的组织没有严密的人事结构，故这151只能是联总大致规模，还有些人未参加合影。独纵规模无据可查。“红暴”、“消遥派”更无从查。
“派性”
文革中，几乎所有单位都形成对立的两派或几派“造反派”组识。而一些“造反派”组织又被对方指责为“保皇派”，意思该组织名为“造反派”，实为保护“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浙江省就有对立的“联总”和“红暴”两派。附中很有趣，联总和独纵都参加了省“联总”，而附中的“红暴”派并未与联总、独纵兵戎相见。而在校内观点上，联总、独纵却经纬分明，斗得不可开交，以致于1968年8月22日大打出手，受伤者众。最后居然在省“联总”调停下息火。
文革前，原附中支部书记朱联已调离，新任书记王蛟实际掌权的时间并不长。文革开始后，朱联被“揪”回附中，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朱联终究是外单位“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名正言顺又回那个单位接受批斗。新任书记王蛟来附中时间短，似乎也没什么“恶行”可供批斗、打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要搞的，“资产阶级司领部”还是有的。联总、独纵不约而同把斗争矛头指向党组织“支委会”。既然目标一致，为什么会有“派性”之争斗呢？其实，两派的争斗实质上是由“血统论”引起的。由于“血统论”使两派仇恨很深，虽然有最高指示“要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并不能弥合裂痕。王蛟上任后，支委会由王蛟、俞芳、吴楚明组成，王蛟任副书记，俞芳、吴楚明为支委（俞芳文革前又任副校长，文革中遭批斗被打断腿）。大约是为更加了解和方便工作，王蛟指示糜懿模、丁式楼老师列席支委会。
诡异的是，在附中有人得出结论，支委会是扩大的，附中权力机构是“扩大的支委会”。再以后“扩大”演变为糜懿模、卢瑞宝老师列席了支委会。“扩大的支委会”则简称为“卢糜”问题（卢瑞宝老师表示“扩大支委会之说不知出处”）。在“卢糜”问题上，联总持“扩大支委会”之说；独纵认为支委仅仅是“扩大会议”。于是“派性”有了泾渭分明的界线，两派间围绕“卢糜”问题激辩，并引导了附中文革的走向。毋容置疑，联总说更“彻底”，更“革命”，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联总逐渐占据主动，独纵无异处于守势，大有“保皇派”味道。从人数上（有人说联总占约1000人师生中的85%）联总取得了优势；从地理上讲联总占据了办公大楼、教学楼；独纵偏隅宿舍楼。
“卢糜”问题给附中两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两派为此在1968年8月22日，由冲突发展为大规摸的武斗，独纵和联总都有成员遭受重伤。时至今日受伤的人还三缄其口，可见内心还在泣血。至于小的冲突则更多。有一次联总将卢瑞宝老师抓到联总总部，我用手电筒砸他头部；另有一次，独纵盟友杭大生物系学生路过附中，我参与了对他的殴打。前者，我在网上和微信私聊中表示了道歉，卢老师大度地原谅了我；后者，我根本不知他姓甚名谁，无从道歉，抱憾终身！
以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附中。为强行实现“革命大联合”，工、军宣队为打击联总、独纵士气，各“揪”出一名幕后“黑手”老师。另一名联总老师在学生“上山下乡”后，还被连续“审查”几个月。“革命大联合”的直接产物，附中“革命委员会”，在工、军宣队主持下，摒弃了联总“勤务组”中成份不佳的成员，幸好“勤务组”有先见之明，组中数位工农子女进入“革命委员会”。有联总成员对“革命委员会”的“独”盛“联”衰不服气，在厕所书“打倒革命委员会”，几被工、军宣队当“现行反革命”抓捕。
反思
文革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当年的青涩孩子已是白发盈头，再不能以年幼无知来回避事实。
仅仅从附中这一块小小的文革园地来讲，“阶做斗争”、“血统论”为附中师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文革中间，已分不出“受害者”与“害人者”。我从“现行反革命”的儿子，沦为殴打老师的“革命小将”，其结果令我无地自容，不是三两句“道歉”可以搪塞过去的。“阶级斗争”使我在那个时代迷失了人性，为虎作伥。从大的方面讲，无论哪一派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充当“打手”，无可自豪。文革破坏了法制，泯灭了人性。
“劫后风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沽一壶浊酒，谈笑江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