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3日，刘少奇续任国家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刘少奇虽然不断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但毛泽东已经不再同刘少奇商量重要的想法。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覆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刘少奇：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同志的重视。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究竟“怀的什么孕”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并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像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同时，他认为一定要把贫下中农组织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那个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于3月1日发出。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刘少奇没有参加杭州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这一时期，刘少奇也多次提出“挖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
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他强调，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虽然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还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发生在中央高层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着与刘少奇不同的思路。而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在运动开始时尚不十分明显。但随着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
杨尚昆揭秘：毛泽东刘少奇因何事爆发正面冲突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19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维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他将杨尚昆的这几次谈话整理了出来。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收录了此文，原题《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历史照片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四清”运动中，毛、刘渐生裂痕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左”的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刘少奇与王光美
这几件事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少奇
1964年冬，“四清”运动“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我是人大代表，按照中央的通知回京参加会议，同时，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这次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以及开展运动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分歧，刘受到了毛的批评。会议开始用了5天时间交流情况，提出问题，准备起草文件。关于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运动的性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只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起草会议《纪要》，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17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照发”。1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纪要》。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产生裂痕
《纪要》印发后，会议继续进行。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讲起，说那个时候单干风刮得很厉害，邓子恢就是一个。我讲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以后，情况就变了。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册子，严肃地说：《宪法》、《党章》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的，为什么自己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这个党员能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一次会议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曾被刘无意中打断；在这次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曾对毛泽东说，你也可以不参加这次会议。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2月31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联，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8日，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了一段话：“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纪要》形成23条，1月14日正式发出，这就是那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二十三条”。
1964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毛、刘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追溯到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突然变成反右，对此刘并不赞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显然，刘的这番话毛是难以接受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单干风”，思想右倾。1964年底毛、刘终于在“四清”运动性质问题上爆发了正面冲突。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讲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公开号召全党向刘少奇造反了。
杨尚昆披露：窃听毛主席 60年代“秘密录音事件”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北京日报》6月19日刊登巴人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那段历史。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而这几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
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在此后的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