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在文明的各个方面落后，我们寻求现代化。非现代化的耻辱，中国人已经受够了，它血的教训已经非常深刻。因此我们追求一切有利于现代化的东西，为之扫清障碍。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好的东西也被抛弃了，现在需要重拾起来。我们在一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欧洲四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其间，把自己定位为弱者和落后者，在这样的定位中，创造是次要的，模仿才是首要的。但是任何事情都在变化，我们的这种定位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弱者正在成为强者，落后者终于渐渐成为领先者，而这个时候中国人将对过去的迫不得已的定位感到不满。新的定位，预示着新的文化走向，这个走向将影响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
中西文化之争，将演绎出新的故事。就像那一幕幕“中体西用”、“打孔家店”、“破四旧”的历史话剧一样，中西之争自然也会争出新花样来。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文化转折的时代，然而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和接受，另一方面伴随着丰富的物质水平，而逐渐消磨中国人的文化责任和义务，而变得在文化上无所作为，沉溺于经济、技术和行政。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普遍的注意到文化问题，必定是在文化产生了严重危机的时刻，而这种文化的危机单方面还是不足以形成改革和争鸣的浪潮。唯有当文化的危机和现实的民生和利益问题同时发生危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文化反思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反思才真正的开始。
因此，文化之争，那种革命性、表现原创力的文化进步，在经济向好的中国社会将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一个基本良好的社会没有必要折腾文化上的什么转折，尽管这种文化转折或改良是必要的。
真正重要的文化问题，应围绕如下两个方面展开：一、中国文化存亡和世界西方化、现代化的未来问题，也即中国往何处去、世界往何处去的问题；二、自由的且物质相对充裕的人如何实现真正的自己，即个人应该如何的问题。概括起来，即中国文化何处去、自由的个人怎样活，这两个问题，而它们又是互为表里的。我们须对中国文化、对现代化、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在个人层面上我们须对人的自由持一种新的态度。关于这些问题，拙作均有管中窥豹的认识，虽不足以作为定鼎之作，但是作为初步探索应该能有愚者千虑之得。
很多人对哲学的兴趣，以争论为乐，以下结论、推翻主流观念为乐，喜欢颠覆旧说，造新奇之论来吸引观众眼球，恰恰忽略了哲学始于问题，最受关注的、以之为中心的不应该是孔孟、马克思或者尼采的理论、思想，或者受困于虚无主义，而应该是问题。专注于问题，乃是要从迷宫中走出去，而执着于各种学说，便是安于在迷宫中绕来绕去。
每一个哲学理论都有很多争议，沉溺于哲学争议是不明智的。每个哲学理论都有真正的学术问题需要澄清，我关注的不是某哲学家有没有某种理论倾向，是不是他率先提出了什么理论，他对后代某某学派有什么影响，而是我该怎么活，中国文化该怎么走，为了这两个问题，该哲学家及其理论对我们有何启示。因此，我是没有学问的，将来也不会有学问，只是对这两个问题有一点点想法。
有读者，对这两个问题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所以自然对我所说的话、我的想法均提不起兴趣来。这自然不过，正常不过。迎合读者兴趣，本来不是我们的目的，阅读量的多少，和我们的目的也没有半点关系。众人的兴趣本来就有它的规律，有用、有趣、符合需要和心理，有人钻营，有人却不能为之钻营。
我对两个问题的回答，经过08年到现在的思考，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样子。名字不重要，但是还是要有，说话用得上就叫它“路向说”吧。这个理论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休谟的是｜应当问题，一个是梁漱溟的中、西、印文化路向说。大意是中国是一路向，西方是一路向，中国是在场的路向，西方是是者的路向。所谓是者，源自古希腊哲学，即是其所是、存在。在场，可作当场解，核心不是存在和事实，而是相处而两忘。印度我们暂时不管。西方是者路向，核心问题是求知；中国在场路向，核心问题是求治。西方所有哲学，无不是各种各样的知识；中国所有哲学，无不是各种模样的道和德。大同、王道、仁政，皆是求治的在场路向；上帝、科学，无不是求知的是者路向，只是上帝作为超是罢了。路向，可以理解为文化取向，更通俗点，可以理解为文化的性格。西方自有一个体用，中国自有一个体用，梁漱溟以为西方是意欲向前奋斗的路向，中国是意欲居中调和的路向。大体不错，我们进一步认为，西方所以向前，乃是因为求是者使然；求是者，有三个方向，一求是者之增长、二突破是者之表象，求是者之本质，三求对是者之超越，达到超是。如今求经济利益的无限增长，现代化不回头的进步和发展，即是者的增长；科学、哲学力求揭示是者的本质；而自由本身、对超人、超级力量的向往、以及上帝，代表着超是。中国所以居中调和，乃是在场使然。在场所求却只有一件事：和。和的前提是有阴阳两方面。因为如果只是一，那么就只有绝对真理的问题，而没有和的问题了。和的前提必须是二。这个二，周易说是阴爻、阳爻，是乾坤，是刚柔；孔子说是中庸，是叩其两端而竭焉。我在场，则彼之真假、虚实不重要，自我之存在不重要，而我的感受、喜怒哀乐，则显露出来，跃到大舞台前。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哀则哀，当乐则乐，随时变化，合于中和之道。有人以为这很肤浅，很没有用，那是因为价值之幕（殷海光）所致。我只说一句作解释，若人人做到当怒则怒，不当怒则不怒，那么人类将减少多数犯罪、大半争执还有无数烦恼和仇恨。
事实不娩出价值，惟人关心了事实，才娩出价值。梁之所谓意欲，其实就是这个关心。关心是者，才意欲向前；若关心在场，则意欲调和以求治了。道、德、礼、天人合一、仁义、良知……统统是求治的，概莫能外。诸子中惟法家例外，乃是求治路向中的一个反动，其与中国之意义颇切要。
故而，现代化即某种意义的是者化。不是西方文化侵略东方文化，而是是者化威胁在场化。世界可以是者化，亦可以在场化。目下人类所理解的自由，是那种是者化的自由。是者，在现实中演变为权力、权利、知识、利益、强力、法律；是者才追求自由，在场只追求和，这是第一层。是者自由了，自由分解和组合，才会和；而和本身即是一种自由。这是第二层。是者追求自由，以超越自己，并创造新的是者；在场追求和，则是把自己融入他人、环境和自然之中。前者，他人即地狱，因为非此即彼；后者，他人是天堂，无彼此而融为一。这是第三层。现代化即发扬是者化自由，而压迫在场化的自由——人类审美的堕落和求善的虚伪。所有的美和善，都兑换为某种有用、浅白的东西，人无雅事，雅事不可高谈，而世俗泛滥。始因在于，人们以求是者为自由，而不知道求治也是自由。是者所代表的那些，诸如娱乐、利益、好处、权利、技术、知识，固然是自由。但这不是自由的全部。自由更意味着，选择作佛陀、求真理者还是圣人，意味着选择怎样的修行，达到怎样的境界。
也就是便扁平的自由和向高处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