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他者＂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观察和论述中，＂实用主义＂是被普遍提及的特征，在他们眼里，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实用主义被奉为圭臬。虽然在庙堂之上，在官方典籍中，＂道统＂和＂天命＂还是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正规准则，但在实际生活中，实用主义一直是事实上的准绳。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2000多年前的这声呐喊早就粉碎了＂天授神权＂的神话，很难相信看惯了王权更替的平头百姓对皇权的神圣性有多深的信念，＂成王败寇＂才是非官方的叙事逻辑。所谓的＂道统＂和＂天命＂毋宁是＂实用主义＂的掩体，在儒家的＂仁政＂主张中，帝王只有＂勤政爱民＂才是真正地代表了＂天命＂，也就是说这个＂天命＂是有条件的，无力＂满足百姓的物质利益要求＂，这个＂天命＂就是可被质疑的。赵鼎新有云：以儒家的＂仁政＂和＂天命＂观念为核心，中国已发展出一套稳定的关于国家合法性基础的道德评价，统治者必须履行某种道德的、仪式的物质的义务，以表明他们对臣民的责任和爱护，而臣民则应该以服从和忠诚作为回报。
今天的中国人和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对统治者的要求上，仍然相差无几，无外乎是，道德上要求统治者廉洁（＂清官情节＂、＂好人政治＂的不实幻想），经济上要求＂丰衣足食＂（小康）。从某种角度上讲，中国还是个前现代国家，在＂公民通过选举授权＂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共识时，中国大部分民众仍然默认＂绩效＂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度是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但＂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破产后，官方和民间事实上都已经抛弃了这一意识形态）。而＂绩效＂的诉求与中国老百姓一贯的＂实用主义＂倾向是高度契合的。
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民主、自由、法治观念对中国民众而言太抽象了，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代议制的直接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亨廷顿）＂。中国的历史经验不提供支持这一系列思想观点形成、发酵及理论化的文化土壤，现代民主和自由主义是现代化、世俗化的产物，而中国是前现代化社会，而且从来就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要民众理解这一启蒙话语体系是有难度的。西方成熟的宪政民主下，自由主义更多地成为一种政治前提，而若作为政治前提被引进中国，它无力充当撬动东方专制主义的阿基米德基点，中国缺乏自由主义传统，也未实现真正的共和，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博弈、一种不确定的演进成果，如果设计演进路径是徒劳的话，培育博弈力量似乎更值得期待。
所幸，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是永远无须任何抽象理论来唤醒的，政治思想的接受也只能是立足于接受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初衷，当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即使没有思想观念的武器，博弈力量的演化也会影响政治版图。当下网络上不满现实的网民借＂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浇心中块垒，也是呼应于自身利益的追求。
中国经济领域的开放已经造就了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有利于促成独立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经济自由度的增加促使了＂经济人＂的成长，民众日益意识到维护和衡量自己利益的意愿和要求，只要这股力量茁壮成长，势必对一元化的权力中心构成挑战。＂实用主义＂对当局是把双刃剑，剑已出鞘，不再回头，怎样见招拆招，已经没有＂武功秘笈＂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