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天下之官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清廉又实干的人，第二类是清廉但不实干的人，第三类是实干但是不清廉的人，第四类是既不清廉也不实干的人。世人多称第四类是蛀虫，第一类是社会之幸事，但是却少有人对第二类第三类做评价。多半是因为两者，都各有所长。
大人们总觉得世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看起来十分有道理，但是仔细琢磨，却无法成立。如果真的按照大人们所说，那么第二类和第三类岂不都是好人？然而大人们绝对不会承认他们是好人。
那么第二类和第三类人要如何评价？
我们回头再次审视这个分类标准，四种人其实是由两个并行标准所共同决定的：清廉与实干。
似乎所有人都认为清廉和实干都是为好官的必要条件，但是清廉和实干真的是为好官的独属品吗？显然不是。为好官固然要实干，但实干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好官，还有可能是好企业家，好工程师……但是显然，好官一定是实干的。而第二个标准清廉，又往往会和为官形成固定搭配，似乎是为好官的独属品。这么看来，只有既实干又清廉的人才是好官，这个结论看起来无懈可击。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看，将清廉和实干从为官这个基本情景中剥离，形成一个单独的名词个体，我们会发现，清廉是形容一个人的为人，而实干则是形容一个人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是清廉的，那么他的人品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一个人是实干的，那么他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在《明朝那些事儿》里，当年明月认为：
有些人是个好人，他们善良诚恳，但却未必是个好皇帝，因为他们没有做到一个皇帝所应该做到的事情，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没有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但并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皇帝而否认他是一个好人。
李世民不是一个好人，他逼父弑兄谋取皇位，但是他却是一个好皇帝，精励图治，恢复生产，爱护子民，带来了“贞观之治”。所以李世民是个好皇帝和他不是个好人并不冲突。
换而言之，一个人是不是好人和他是不是好官是互不干扰的两码事。如果此结论成立，那么第二类和第三类人就有了解释。那么这个结论成立吗？
自然是成立的。
清廉并不是为官的代名词，任何一个人，无论为官与否，都应该清廉，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而实干是为官的必需条件，如果不实干，那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纯属浪费资源，更应该被鄙夷。
所以，清廉，说明他是一个好人，实干说明他是一个好官，而好人和好官之间并不冲突。因此，天下之官分为四类，第一类清廉又实干的人是好人而且是好官，第二类清廉不实干的人是好人但绝不是好官，第三类实干不清廉的人不是好人却是好官，第四类既不清廉也不实干的人既不是好人又不是好官。
那么这四类人谁好谁坏呢？第一类和第四类属于毫无争议的，而第二类和第三类最有争议。在这两类中，第二类显然是蛀虫，但并不是社会的蛀虫，这类人空白浪费着社会的行政资源却无法让资源发挥他的价值，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但是其人品确实值得肯定；第三类人履行着作为一个行政者的职责，毫无疑问是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官，但是这不能改变他不是好人的事实。
有些人是个好人，他们善良诚恳，但却未必是个好皇帝，因为他们没有做到一个皇帝所应该做到的事情，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没有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但并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皇帝而否认他是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