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央政府决定恢复高考。距离上一次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十年。这一决定发布后，立即在青年人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当年，报考人数突破了500万之多。

尽管当年的录取人数仅占4.74%，但这对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从此，教育体制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高考实现了命运的转变。

尽管重启高考是极具意义的举措，利国利民，但由于历史背景的特殊性，这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实施一化三改政策后，取得了在军事和科技领域的显著成果。首先，石油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接着，又成功试爆了原子弹，震动了全球。

然而，人民的生活依然困难重重，社会急需年轻人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中。而此时的教育制度却相对滞后，大多沿袭了过去的经验，学生们常常需要参加大量的补习班。

当时，学生们的学习时间往往超过了规定的学时，有些甚至每天的学习时间超过了20小时。许多青年学生并未参与实际的劳动。

自隋朝开科举以来，中华文化一直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上千年的传统使得大多数学生都处于象牙塔之中，无法接触到社会的真实面貌，容易产生脱离实际的高远志向。

这些问题最终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毛主席认为，当前的教育体制存在严重问题：课程繁杂、学生负担过重，且许多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当，导致学习效率低下。

更有一些学校，竟然为了考试而进行考试，学生在其中沦为“敌人”，经常遭遇突击式的检查。

面对这些问题，毛主席在1966年发布多篇文件，要求减少学生的负担，并提出了下乡的倡议。他认为，农村有广阔的天地，鼓励大学生下乡体验农民和工人的生活，不仅能够拓宽眼界，还能培养品德。

这项政策原本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事情却走向了无法预见的方向。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教育部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调查并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经过五天的讨论，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当前的教育体系问题严重，学校的招生只看重升学率，偏向于招收高成绩的学生，而忽视了普通的工农子弟。许多学生对政治、生产知之甚少，仅仅追求成为文化精英。

因此，1966年，教育部决定推迟半年进行大学招生，商讨解决方案。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延迟变成了长达十年的空白期，教育系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学生失去了求学机会，许多文化和科技领域的专家也因此失去了职业地位。

那时，学生们大多数并未认真学习，甚至以交白卷为荣。即便在学校中，也很难遇到合格的老师。

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依赖于青少年的教育。而在那个时期，由于社会大环境的限制，绝大多数青年人都无法在乡镇以外的地方接受教育。

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提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观点，并建议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学生，经过几年学术学习后，重新投入到生产实践中。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各大高校陆续开始招生，但这次的招生标准并不是基于才学，而是侧重于选择那些没有学术背景的工农子弟。

这些工农子弟多数是生产一线的能工巧匠，经过群众推荐后，学校会进行审核，确定他们能否入学。

1970年以后，国家的招生方式主要依靠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和学校复查的原则。在大专院校中，工农子弟的比例大幅增加。

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工农子弟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国家的劳动人口也得到充足补充。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加速。

然而，对于大学来说，依然需要培养具有真正潜力的人才来学习和继承知识。然而，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考试筛选制度，许多大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

不少考入大学的学生，入学前的基础水平仅为小学甚至初中水平。这显然不足以应付大学的学术要求，比如数学中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及其性质等复杂知识，缺乏深厚的基础知识储备是无法掌握的。

面对这一情况，许多领导开始提出反对意见。周恩来同志是其中之一，他意识到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认为大学应当是培养国家科研人才的摇篮，但当时的大学生科研能力非常弱，这样下去对国家发展不利。

周恩来提出了改革建议，但由于反对的声音过于强烈，改革未能顺利执行。

几年后，邓小平同志也对当时的教育水平提出批评，并提出改进措施。然而，由于四人帮的阻碍，这些改革措施并未得以落实。

直到1977年，邓小平同志重返政治舞台后，他立刻召集了相关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家进行会议讨论教育制度的改革。

在会议中，来自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多位学者纷纷提出当前教育体系的严重问题：招生中70%的学生来自高干家庭，许多学生都通过关系进入学校。

此外，大学的学制从四年改为三年，学生在繁重的劳动中几乎没有时间学习，很多学生的水平停留在初中阶段，甚至毕业后水平还不如以前。

了解到这些问题后，邓小平同志非常生气，并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刻讨论。他指出，如果像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都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水平，那还不如叫“清华小学”或者“清华中学”，根本不配叫“清华大学”。

邓小平主持的多次会议让教育界的工作人员深受震动，许多人纷纷要求恢复高考。

因此，邓小平与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商讨决定，从1978年起，不再依赖群众推荐制度，而是直接通过高考选拔学生。

尽管最初的计划是在1978年恢复高考，但由于民众的迫切需求，教育部决定在1977年重新启动高考。由于时机紧迫，高考的组织准备工作赶到了八月，考试也最终定于11月举行，这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

尽管如此，邓小平坚信，当时的中国急需人才，不能再拖延。